那是香港一个阴云密布的深秋午后，街道被灰蒙蒙的钢铁色云层笼罩。当时我只有11岁，幼小的躯干蜷缩在计程车的后座上，父亲的手机紧贴着耳边，热泪不停地滚落。那一刻，我的世界正在崩塌，而我无法控制地啜泣。

我逐一拨打朋友的电话，重复着同一句话：「对不起。我今天要离开香港了。对不起，我没能好好道别。对不起。」

就在今天早晨，我的世界还是井然有序的。我在父母朋友的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，也期待父亲的访问。几个月前，他被公司派去中国广州工作，全家随他搬迁，唯独我留了下在香港。我坚持要留在这个我深爱的城市，这个我称之为家的地方，有我珍惜的朋友和我热爱的学校。我的父母妥协了，可能认为在学期中间转学对我不利。他们同意让我留到学年结束，还有八个月的时间。之后再重新评估。

所以这个周末父亲的拜访看起来很平常，只是简单地来看看我，然后赶傍晚的火车返回内地。

或者说，我以为是这样。

「听我说：其实你也要搬到广州去。今天就走。」

我不敢置信地盯着父亲，无法接受这个消息。一切都如此突然，匆忙，没有任何事先讨论。就这样，我得知自己要在当天离开这座城市，与父亲同搭火车，再也无法见到学校的朋友们。

不断流动的生活

就这样，生命的另一个篇章戛然而止，我被推入了另一所学校——我（在第四个国家里）的第六所小学 。这只是一个游牧人生的开端 。 20岁的时候，我已经搬过20次家。在大学毕业前，我已经踏遍了七大洲，游历了40多个国家。 30岁的时候，横跨四大洲的八个国家都曾是我的「家」，包括英国、新加坡、美国、中国和纽西兰。

换句话说，我过的是一个「第三文化小孩」（Third Culture Kid，简称TCK）的生活——在成长的关键年段（0-17岁）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父母文化之外的地方，并频繁地在不同国家之间迁移。身为TCK，我们通常是外交官、非政府组织工作者、军人、跨国公司员工或传教士的子女。

第三文化小孩群体其实不小，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互联、多元文化，这个群体只会继续成长。本系列文章的目的是探讨TCK成长的喜悦与挑战，讨论这种生活方式是否值得复制，而如果值得，又该如何实现。

这些文章源自于一个育儿群对于培养TCK的讨论——群里大多数的宝妈并非TCK，但她们似乎已经看到了TCK 的益处。这促使我反思自己的经历，思考在这种成长方式中我获得和失去了什么。

其实，对我而言TCK的生活既是巨大的特权，也是带来巨大创伤的来源。尽管这种生活的好处看似不少，但由此带来的长期问题却极少被讨论——部分原因是这些问题常常隐藏得如此之深，以至于需要数十年，成年TCK才有可能或愿意全面接纳自己被影响的深度和广度。

我希望这个系列能激发更深入、更细致的讨论——无论是对于那些考虑是否为孩子创造TCK生活的非TCK父母，还是已经成为父母的成年TCK，他们正在抚养自己的孩子，需要驾驭这种生活方式的挑战。

数据里的真相

这一系列的文章将从个人经验（包括我自己和其他TCK的经验）、调查、数据和研究中汲取素材。这是一个分享我生活真实状况的系列，同时希望能为大家窥探更广阔的第三文化小孩群体。

乍看之下，TCK的生活似乎丰富、多元、前途似锦。以国际背景为底色的生活怎么会不好？你会接触不同的理念、文化和人群，在环境的薰陶下变得更包容 ，更有韧性和适应能力。可能途中还会学会一两种语言，让自己在职场上更出众。

身为一个成年TCK，我可以说上述许多观点对我来说都是真实的。如今，我会说六种语言；我曾在四大洲工作，能够把握各种文化细微的差别；我很容易与人建立联系，拥有遍布全球的广泛朋友圈。我的兴趣多元，从水肺潜水到跑超级马拉松，从摄影到空手道——这些都可能是因为TCK成长经历培养出来的一份冒险的精神，培养了我对未知的适应能力。

那么，究竟哪里会如此糟糕呢？

赤裸裸的统计数据

统计数据揭示了更完整的画面，以及TCK生活丑陋的一面：其实TCK 的生活方式往往带来多种创伤。 Crossman & Wells 于2021年做了一项关于TCK成长中发展性创伤的调查 。随后，将调查得到的1,904份回复与美国一项针对普通人群的大型研究（CDC-Kaiser ACE研究，1995-1997，调查人数超过17,000）进行了对比。两项研究都聚焦在ACE（儿童逆境经验）因素，包括各类虐待和忽视。

为了方便讨论，我们将聚焦在 non-Mission (非传教士背景) 的TCK群体（即父母并非被教会派往海外传教的孩子）。传教士背景的TCK群体往往有其独特的特征，而我相信这里大多的数读者关注的是非传教士背景的TCK。

当我们审视一般人群和非传教士TCK的经验时，会发现什么？在情绪虐待方面，一般人群报告的ACE评分约为11分，而非传教士TCK则高达48分。换句话说，（非传教士）TCK遭受情绪虐待的可能性是常规成长方式的四倍。在性虐待方面，非传教士TCK的评分为30分，比一般人群的21分高出约50%。

非传教士TCK家庭中，精神疾病的发生频率是一般人群的两倍（ACE评分分别为38和19）。相较之下，一般人群在物质忽视方面的ACE评分较高。这并不令人意外，因为非传教士TCK家庭的经济条件往往会比一般家庭的优越。然而，这种经济优势似乎并不能帮助孩子避免情感忽视。非传教士TCK在这一方面的ACE评分高达42分，几乎是一般人（15分）的三倍。

一般人对这些调查结果又什么反应我不太清楚，但就我个人而言，这些TCK指标的结果丝毫不令我感到意外。

如果有人向你推荐一种生活方式，声称它能拓宽孩子的视野和适应能力，但随后告诉你：「不过根据统计，这种生活方式将使你孩子遭受情感虐待的风险增加四倍，性虐待风险提高50%。此外，家庭成员遇上精神病的可能性将翻倍，而你的孩子遭受情感忽视的可能性将增加三倍。」你听后还会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吗？

双刃剑

事实是，尽管TCK生活有美好的一面，它同时也在一生中造成许多问题。

这种生活造成的众多问题之一：失去归属感。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土生土长，人生中只有一两次重大的搬迁（可能是大学年代或成年后工作时的搬迁），你可能对一个地方有清晰的归属感：你出生的那个地方和社群。无论是因为共同的语言、文化、或饮食，你可能经过10载、20载与某些人建立了深厚的连结。这些人可能见证了你人生各个阶段，见证了你作为一个人的进化。简而言之，是了解你的人。

对TCK来说，这种情况和人根本不存在。每个认识你的人只看到你小小的一面；他们可能以为了解你，但实际上只是捕捉到了你人生某个阶段的快照。作为TCK我们没有一个可以称之为自己的社群，所以我们本质上是无根的。选择从小就跨越数个国家的生活，就是选择一条无根的道路，要求孩子反覆经历失去和重建，失去和重建。

当「家」不再像自己的家

你可能会说：「没事，我们会抽空回祖国，帮助孩子维系与家的联系。」

然而，即使你频繁回访或几年后搬回「家」，你也要面对不可逆转的变化。你最喜欢的咖啡店或商店可能已经结业了，曾经承载珍贵童年记忆的住宅区可能已被夷为平地或已重建了；在你身在海外、忙着过自己生活的某年某月，那无比熟悉的家乡，也已悄然改变，前进。

这时，你和你的孩子将体验到一种TCK特有的悲伤：看着一个似乎依然存在，但实际上只存在于记忆中的世界的哀痛。

对TCK而言，家并不是一个实际的地方，因为一个地方也会随着岁月变迁。社群在进化，母语中会冒出新的俚语。你带着过时的语言返回，甚至与本地人短暂交谈都会暴露你的不寻常，霎时如《回乡偶书》里的老头，在自己家乡都被误为外地人。

我觉得要孩子体验这种悲伤尤其残酷 。在成长的过程中我多次满怀期待地回家，却骤然发现，我曾经熟悉的一切已变得陌生 。

一个尚未全面理解世界的孩子，该如何应对这种对「家」突如其来的转变？这个无形的概念，本是我们身分的延伸。孩子们该如何哀悼这个毫无预警发生的损失，一个没有墓碑可以驻足、没有地方可以致敬的损失？你甚至无法在其他悼念者的陪伴中寻求慰藉，因为他们和你一样，散布在世界各地，而本地人也无法理解你的痛苦，因为对他们而言，这些变化是缓慢地发生的，鲜少有突然或令人震惊的部分。

要培养TCK，就是要让孩子认识这种哀伤。这不一定是个决定性的问题。毕竟，哀伤是生活的一部分。但是，对孩子来说，过早认识这种如此特殊的哀伤——一种缺乏既定哀悼仪式的哀伤——确实极具挑战性的。

而当孩子被剥夺了归属感，这会对他们的心理产生什么影响？对他们的身分认同会造成什么后果？失去归属对孩子而言是一种岌岌可危的处境，感到无所依据；这造就了许多脆弱性。从这角度来看统计数据显示的结果，以及TCK群体中虐待和忽视的显著较高发生率，就不足为奇了。

虽然上述的问题并非无法克服，但绝对需要家长提供更多的引导 。若不恰当地处理这种根本性的不稳定体验，悲伤的层层叠加将发展成所谓的”悲伤塔”，这是劳伦·威尔斯在其著作《悲伤塔：第三文化小孩悲伤处理实用指南》中创造的术语（免责声明：我尚未阅读本书，故无法作更详细评论）。

在谷歌上搜寻”TCK的悲伤”，你将找到大量个人叙述，包括这篇Jezebel May写的文章。

更糟的是，归属感并非完全在个人控制范围内。这是一条双向街道，既需要个人感觉自己属于某个社群，也需要该社群接纳并认可这个个体。对TCK而言，后者常常缺失。

分享一个我个人的轶事：有一次，我在离开多年后短暂返回香港。在一家商店购物时，我拿起一件上衣，向店员要别的尺寸。店员拿衣服过来的时候，他友好地笑着问：「刚从外国回来？」不知怎的，即便在这短暂的互动中，无论是我的口音、穿着，还是其他什么，他都能迅速地判断我的背景。

他问话中隐含的观察是：「你看起来不像本地人。」即便身在所谓的「家」，我也屡屡被单独标记为「不是我们中的一员」， 这是一种他者化的行为。当家园社群不将你视为自己人时，你怎能真正感到归属感吗？

对这种经验有一个专门的术语：反文化冲击，指在曾经视为家的地方难以适应生活。

身为一个成年TCK，我处理这种困境的方式很简单：我不再期望在自己会在任何地方融入，也不再会尝试学习最新的广东话俚语，或试图假装和其他香港人一模一样；我接受香港这些年来有些字的发音已经改变，所以我偶尔的音调差异会立即将我标记为外来者。其实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如此，因为我的英语带有典型的TCK口音：一个集合了所有我曾称之为家的国家的大杂烩，带着熟悉的腔调和异域的术语。

换言之，我已经认命：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没有可以真正可回归的家，或一个将我完全视为自己人的地方。这就是作为TCK一辈子要付的代价。

也许那辆多年前在香港的计程车，正是TCK生活的缩影，因为我们总是在移动中，永远穿梭于此地彼处，凝视一个看似触手可及却又无法真正抵达的世界，因为那个世界和我们之间永远有一层破不了的玻璃。

* * *

作者注记

今天我们仅仅触及了TCK问题的表面，但我们需要更多地讨论这种生活方式固有的挑战及其应对方式。若不这样做，这些问题在短期内鲜少显现，但将在未来的岁月中显现……到那时，这些问题已变得根深蒂固，几乎无法解决。

在下一篇文章中，我们将探讨韧性——这个经常被吹捧为TCK的一大优势，以及它的对立面：脆弱性。为什么有些TCK的个人经验会如此极端，有许多成年TCK被视为「有韧性 」，而另一些人则在脆弱的情绪和心理状态中挣扎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