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是香港一個陰雲密佈的深秋午後，街道被灰濛濛的鋼鐵色雲層籠罩。當時我只有11歲，幼小的軀幹蜷縮在計程車的後座上，父親的手機緊貼著耳邊，熱淚不停地滾落。那一刻，我的世界正在崩塌，而我無法控制地啜泣。

我逐一撥打朋友的電話，重複著同一句話：「對不起。我今天要離開香港了。對不起，我沒能好好道別。對不起。」

就在今天早晨，我的世界還是井然有序的。我在父母朋友的家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，也期待父親的訪問。幾個月前，他被公司派去中國廣州工作，全家隨他搬遷，唯獨我留了下在香港。我堅持要留在這個我深愛的城市，這個我稱之為家的地方，有我珍惜的朋友和我熱愛的學校。我的父母妥協了，可能認為在學期中間轉學對我不利。他們同意讓我留到學年結束，還有八個月的時間。之後再重新評估。

所以這個週末父親的拜訪看起來很平常，只是簡單地來看看我，然後趕傍晚的火車返回內地。

或者說，我以為是這樣。

「聽我說：其實你也要搬到廣州去。今天就走。」

我不敢置信地盯著父親，無法接受這個消息。一切都如此突然，匆忙，沒有任何事先討論。就這樣，我得知自己要在當天離開這座城市，與父親同搭火車，再也無法見到學校的朋友們。

不斷流動的生活

就這樣，生命的另一個篇章戛然而止，我被推入了另一所學校——我（在第四個國家裡）的第六所小學 。這只是一個遊牧人生的開端 。 20歲的時候，我已經搬過20次家。在大學畢業前，我已經踏遍了七大洲，遊歷了40多個國家。 30歲的時候，橫跨四大洲的八個國家都曾是我的「家」，包括英國、新加坡、美國、中國和紐西蘭。

換句話說，我過的是一個「第三文化小孩」（Third Culture Kid，簡稱TCK）的生活——在成長的關鍵年段（0-17歲）大部分時間生活在父母文化之外的地方，並頻繁地在不同國家之間遷移。身為TCK，我們通常是外交官、非政府組織工作者、軍人、跨國公司員工或傳教士的子女。

第三文化小孩群體其實不小，隨著世界變得越來越互聯、多元文化，這個群體只會繼續成長。本系列文章的目的是探討TCK成長的喜悅與挑戰，討論這種生活方式是否值得複製，而如果值得，又該如何實現。

這些文章源自於一個育兒群對於培養TCK的討論——群里大多數的寶媽並非TCK，但她們似乎已經看到了TCK 的益處。這促使我反思自己的經歷，思考在這種成長方式中我獲得和失去了什麼。

其實，對我而言TCK的生活既是巨大的特權，也是帶來巨大創傷的來源。儘管這種生活的好處看似不少，但由此帶來的長期問題卻極少被討論——部分原因是這些問題常常隱藏得如此之深，以至於需要數十年，成年TCK才有可能或願意全面接納自己被影響的深度和廣度。

我希望這個系列能激發更深入、更細緻的討論——無論是對於那些考慮是否為孩子創造TCK生活的非TCK父母，還是已經成為父母的成年TCK，他們正在撫養自己的孩子，需要駕馭這種生活方式的挑戰。

數據裏的真相

這一系列的文章將從個人經驗（包括我自己和其他TCK的經驗）、調查、數據和研究中汲取素材。這是一個分享我生活真實狀況的系列，同時希望能為大家窺探更廣闊的第三文化小孩群體。

 乍看之下，TCK的生活似乎豐富、多元、前途似錦。以國際背景為底色的生活怎麼會不好？你會接觸不同的理念、文化和人群，在環境的薰陶下變得更包容 ，更有韌性和適應能力。可能途中還會學會一兩種語言，讓自己在職場上更出眾。

身為一個成年TCK，我可以說上述許多觀點對我來說都是真實的。如今，我會說六種語言；我曾在四大洲工作，能夠把握各種文化細微的差別；我很容易與人建立聯繫，擁有遍布全球的廣泛朋友圈。我的興趣多元，從水肺潛水到跑超級馬拉松，從攝影到空手道——這些都可能是因為TCK成長經歷培養出來的一份冒險的精神，培養了我對未知的適應能力。

那麼，究竟哪裡會如此糟糕呢？

赤裸裸的統計數據

統計數據揭示了更完整的畫面，以及TCK生活醜陋的一面：其實TCK 的生活方式往往帶來 多種創傷。 Crossman & Wells 於2021年做了一項關於TCK成長中發展性創傷的調查 。隨後，將調查得到的1,904份回复與美國一項針對普通人群的大型研究（CDC-Kaiser ACE研究，1995-1997，調查人數超過17,000）進行了對比。兩項研究都聚焦在ACE（兒童逆境經驗）因素，包括各類虐待和忽視。

為了方便討論，我們將聚焦在非傳教士背景的TCK群體（即父母並非被教會派往海外傳教的孩子）。傳教士背景的TCK群體往往有其獨特的特徵，而我相信這裏大多的數讀者關注的是非傳教士背景的TCK。

當我們審視一般人群和非傳教士TCK的經驗時，會發現什麼？在情緒虐待方面，一般人群報告的ACE評分約為11分，而非傳教士TCK則高達48分。換句話說，（非傳教士）TCK遭受情緒虐待的可能性是常規成長方式的四倍。在性虐待方面，非傳教士TCK的評分為30分，比一般人群的21分高出約50%。

非傳教士TCK家庭中，精神疾病的發生頻率是一般人群的兩倍（ACE評分分別為38和19）。相較之下，一般人群在物質忽視方面的ACE評分較高。這並不令人意外，因為非傳教士TCK家庭的經濟條件往往會比一般家庭的優越。然而，這種經濟優勢似乎並不能幫助孩子避免情感忽視。非傳教士TCK在這一方面的ACE評分高達42分，幾乎是一般人（15分）的三倍。

一般人對這些調查結果又什麼反應我不太清楚，但就我個人而言，這些TCK指標的結果絲毫不令我感到意外。

如果有人向你推薦一種生活方式，聲稱它能拓寬孩子的視野和適應能力，但隨後告訴你：「不過根據統計，這種生活方式將使你孩子遭受情感虐待的風險增加四倍，性虐待風險提高50%。此外，家庭成員遇上精神病的可能性將翻倍，而你的孩子遭受情感忽視的可能性將增加三倍。」你聽後還會選擇這種生活方式嗎？

雙刃劍

事實是，儘管TCK生活有美好的一面，它同時也在一生中造成許多問題。

這種生活造成的眾多問題之一：失去歸屬感。如果你在一個地方土生土長，人生中只有一兩次重大的搬遷（可能是大學年代或成年後工作時的搬遷），你可能對一個地方有清晰的歸屬感：你出生的那個地方和社群。無論是因為共同的語言、文化、或飲食，你可能經過10載、20載與某些人建立了深厚的連結。這些人可能見證了你人生各個階段，見證了你作為一個人的進化。簡而言之，是了解你的人。

對TCK來說，這種情況和人根本不存在。每個認識你的人只看到你小小的一面；他們可能以為了解你，但實際上只是捕捉到了你人生某個階段的快照。作為TCK我們沒有一個可以稱之為自己的社群，所以我們本質上是無根的。選擇從小就跨越數個國家的生活，就是選擇一條無根的道路，要求孩子反覆經歷失去和重建，失去和重建。

當「家」不再像自己的家

你可能會說：「沒事，我們會抽空回祖國，幫助孩子維繫與家的聯繫。」

然而，即使你頻繁回訪或幾年後搬回「家」，你也要面對不可逆轉的變化。你最喜歡的咖啡店或商店可能已經結業了，曾經承載珍貴童年記憶的住宅區可能已被夷為平地或已重建了；在你身在海外、忙著過自己生活的某年某月，那無比熟悉的家鄉，也已悄然改變，前進。

這時，你和你的孩子將體驗到一種TCK特有的悲傷：看著一個似乎依然存在，但實際上只存在於記憶中的世界的哀痛。

對TCK而言，家並不是一個實際的地方，因為一個地方也會隨著歲月變遷。社群在進化，母語中會冒出新的俚語。你帶著過時的語言返回，甚至與本地人短暫交談都會暴露你的不尋常，霎時如《回鄉偶書》裡的老頭，在自己家鄉都被誤為外地人。

我覺得要孩子體驗這種悲傷尤其殘酷 。在成長的過程中我多次滿懷期待地回家，卻驟然發現，我曾經熟悉的一切已變得陌生 。

一個尚未全面理解世界的孩子，該如何應對這種對「家」突如其來的轉變？這個無形的概念，本是我們身分的延伸。孩子們該如何哀悼這個毫無預警發生的損失，一個沒有墓碑可以駐足、沒有地方可以致敬的損失？你甚至無法在其他悼念者的陪伴中尋求慰藉，因為他們和你一樣，散佈在世界各地，而本地人也無法理解你的痛苦，因為對他們而言，這些變化是緩慢地發生的，鮮少有突然或令人震驚的部分。

要培養TCK，就是要讓孩子認識這種哀傷。這不一定是個決定性的問題。畢竟，哀傷是生活的一部分。但是，對孩子來說，過早認識這種如此特殊的哀傷——一種缺乏既定哀悼儀式的哀傷——確實極具挑戰性的。

而當孩子被剝奪了歸屬感，這會對他們的心理產生什麼影響？對他們的身分認同會造成什麼後果？失去歸屬對孩子而言是一種岌岌可危的處境，感到無所依據；這造就了許多脆弱性。從這角度來看統計數據顯示的結果，以及TCK群體中虐待和忽視的顯著較高發生率，就不足為奇了。

雖然上述的問題並非無法克服，但絕對需要家長提供更多的引导 。若不恰當地處理這種根本性的不穩定體驗，悲傷的層層疊加將發展成所謂的”悲傷塔”，這是勞倫·威爾斯在其著作《悲傷塔：第三文化小孩悲傷處理實用指南》中創造的術語（免責聲明：我尚未閱讀本書，故無法作更詳細評論）。

在谷歌上搜尋”TCK的悲傷”，你將找到大量個人敘述，包括這篇Jezebel May寫的文章。

更糟的是，歸屬感並非完全在個人控制範圍內。這是一條雙向街道，既需要個人感覺自己屬於某個社群，也需要該社群接納並認可這個個體。對TCK而言，後者常常缺失。

分享一個我個人的軼事：有一次，我在離開多年後短暫返回香港。在一家商店購物時，我拿起一件上衣，向店員要別的尺寸。店員拿衣服過來的時候，他友好地笑著問：「剛從外國回來？」不知怎的，即便在這短暫的互動中，無論是我的口音、穿著，還是其他什麼，他都能迅速地判斷我的背景。

他問話中隱含的觀察是：「你看起來不像本地人。」即便身在所謂的「家」，我也屢屢被單獨標記為「不是我們中的一員」， 這是一種他者化的行為。當家園社群不將你視為自己人時，你怎能真正感到歸屬感嗎？

對這種經驗有一個專門的術語：反文化衝擊，指在曾經視為家的地方難以適應生活。

身為一個成年TCK，我處理這種困境的方式很簡單：我不再期望在自己會在任何地方融入，也不再會嘗試學習最新的廣東話俚語，或試圖假裝和其他香港人一模一樣；我接受香港這些年來有些字的發音已經改變，所以我偶爾的音調差異會立即將我標記為外來者。其實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如此，因為我的英語帶有典型的TCK口音：一個集合了所有我曾稱之為家的國家的大雜燴，帶著熟悉的腔調和異域的術語。

換言之，我已經認命：在這個世界上，我沒有可以真正可回歸的家，或一個將我完全視為自己人的地方。這就是作為TCK一輩子要付的代價。

也許那輛多年前在香港的計程車，正是TCK生活的縮影，因為我們總是在移動中，永遠穿梭於此地彼處，凝視一個看似觸手可及卻又無法真正抵達的世界，因為那個世界和我們之間永遠有一層破不了的玻璃 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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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註記

今天我們僅僅觸及了TCK問題的表面，但我們需要更多地討論這種生活方式固有的挑戰及其應對方式。若不這樣做，這些問題在短期內鮮少顯現，但將在未來的歲月中顯現……到那時，這些問題已變得根深蒂固，幾乎無法解決。

在下一篇文章中，我們將探討韌性——這個經常被吹捧為TCK的一大優勢，以及它的對立面：脆弱性。為什麼有些TCK的個人經驗會如此極端，有許多成年TCK被視為「有韌性 」，而另一些人則在脆弱的情緒和心理狀態中掙扎呢？